前两天和女朋友聊到我小时候的几段「民主实践」经历，或多或少都造成了我今天的离经叛道，几件事情集中发生在我10岁到14之间，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二年级为止，主要都是我和权威（班主任）以及大多数（班上的大多数群体）之间的冲突和矛盾，隔了二十年回顾，除了我所做的包含「民主」精神的实践外，我经常反思的是为什么当时那个年纪的我，会有这样的冲动。 不过回想起这些，也让我惊叹，在当时那个学校里，我们居然有这么丰富的实践，甚至最后我们的班主任，居然也是被我们「公投」出局的。

只为了说「不」

第一件事，是我第一次对权威说「不」，对我的班主任说「不」。 我出生在一个浙江的五线小城市，当时我在小县城里最好的小学之一上学，由于成绩优秀，当时我课业之外的生活特别丰富，在2000年左右，小县城里还没有多少补习班和兴趣班的时候，我就参加了鼓号队，篮球队，编程小组，奥数队等等一系列活动。每到周末，我都在各种不同的兴趣班之间穿梭，周末甚至比平日还要忙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作为班级的课代表每天放学后，还需要辅导班级里的差生做作业（说是辅导，其实基本上就是念一遍答案给他们写）。 现在想起来，我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767（早上7点上课6点下课，一周7天不间断）的存在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当时的班主任继续推荐我去做了学校的小记者，今天回头看，这其实是个蛮好的机会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其实也就是在诸多兴趣班之外再增加一个兴趣班，而且一般来说，每个班级的优秀学生，被关注的所谓「好」学生，大多数情况下，得到这种机会，都是接受的，从来没有哪一个学生拒绝过。 可是当时，我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想法，就是我要拒绝这一「任命」，而且理由很简单，就是「没有理由」，我只是为了单纯说「不」。 于是，我的班主任遇到了一个大难题，一个平日里全然接受各种安排的「好」学生，却成了最倔强的「坏」孩子，对于小记者这样一个可以「表现」的任命，我居然会拒绝，而且当我的班主任晚上把我留下来面谈的时候，我没有任何其他理由，只是因为我「不」想。 我还记得那天，我的班主任苦口婆心，从下午5点多放学一直到6点多快吃晚饭了，都没办法「说服」我改变态度，而且最让他抓狂的是，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拒绝。我还记得那天，面对班主任的「循循善诱」，我特别不识抬举，最后即使哭得梨花带雨，我也没有改变我要说「不」的想法。 事后，我妈接到电话接我回家的时候，我还记得班主任对我的评价，「这个孩子太固执了，十头牛都拉不回来」，不过这件事的结果，我也算是得偿所愿，一直到后面我也没有担任「小记者」。

没有人是无辜的

第二件事，是我第一次对多数人说「不」，向大众的民意开火。 这件事发生在我的初中，准确说是初二，小学以后，我顺利升上了全市最好的初中部，然后依然在最好的班级里念书。但是由于这个初中部是临时新建的，所以主要师资都是从各个学校挖墙脚过来的，然后配备了一些高中部的老师组建完成。当时我们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，年纪较轻，而且多少有点「自负」，但是面对我们这群小城市里的小精英分子群体，她的「自负」反而是不自信的一种表现，这也直接造成了我们这群「好」学生的不服管教，甚至大多数时候，我们这个班的同学都在和这位高傲的班主任对着干。 而我，又是其中最刺头的几个人之一，比如在晚自习看各种课外书（比如游戏杂志，科幻世界等，现在看起来其实反而是健康读物了）等等恶习，我都是首当其冲的。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，这位班主任真的是非常不会教学的一位老师，而且在开明的语文老师的对比下，尤其明显，当时我们的语文老师，会在课上给我们科普金庸的武侠小说（她是金庸迷），放宫崎骏的动画，简直是凭一己之力给我们进行了素质教育，而我们的班主任，这位冥顽不灵的数学老师，甚至没收了我初中所有的《科幻世界》杂志，美其名曰不看课外书可以提高学习成绩，实际上只是起到了反效果。 这次发生的事情，现在看起来这位班主任的处理也极为恶劣，当时的某天晚自习，我们整个班级的所有人都没有在做作业，而是唧唧歪歪，交头接耳地讨论各种事情，而这种嘈杂吵闹的晚自习，在保守的老师眼里是最不能接受的。所以当天，班主任就要求我们自己在这个晚自习中选出来两三个人，作为最吵闹的代表，言下之意，是要让我们选出这样的坏学生接受惩罚。她下完这个指令，自己就离开教室，留下我们班级所有同学无差别辩论，去选那几个坏学生出来。在这个时候，果真就有同学挑头，主动提名了三位女生，说她们三个人是最吵的，而且还鼓动大家批判并检举这三位女生。他一提名，就遭到了我的严厉反对，因为在我眼里，其实当时我们所有人，不管是成绩好的，还是不好的，所有人，无一例外都卷进了这个嘈杂的环境中，如果说在晚自习说话聊天是错的话，那我们所有人都犯了错，这里并没有程度之分。 于是我就和这位带头起事的同学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事情的最后，就我仅剩的印象是，那几位女生，还是由于被指控，所以受到了批评。 这件事对我打击也很大，我还记得那件事发生以后，我在操场边上哭，一边哭一边说，其实所有人都一样，好在那个时候我的死党们在边上安慰我，没有让我那么孤单。

唯二的反对票

最后一件事，也算是前面这件事的后续。 如前文所述，我们对于这位「自负」的班主任，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了，而且由于班级整体成绩每况愈下，不仅是我们学生自己，学生家长也爆发了非常多反对的声音，于是，在初二的最后，我们班居然发生了一次「全民公投」。 这场「公投」由我们的班长主持，所有人匿名投票，选择是否要让班主任也就是这位数学老师继续担任职务，由于积怨已久，结果出的很快，全班40来位同学，最后只有2个人，选择让班主任留任。 一位是我的死党，后来一直从事司法工作，目前是一位律师。 另一位就是我，这个刺头，这个最被她讨厌的学生之一。 我的理由很简单，就是我并不能肯定换一位老师来当班主任，我们是否成绩真的会变好，我只是单纯害怕这件事，或者说害怕更坏的可能性的发生，而投了反对票，抑或是说，我对班主任，这个跟我相爱相杀两年的仇敌，动了恻隐之心，我担心我们班的成绩和入学时相比的一若千丈根本不是老师的问题，而是我们本质上就是一群「坏」孩子，任谁来也没有用。 当然，群众的公投结果是不可逆的，我们在下一个学期很快换了一位更有经验的老师担任班主任，仍然是数学老师，但实话说，他确实比之前的那位来得有经验，也更知道怎么对付我们这群叛逆的青春期荷尔蒙，总体来说，公投的结果反而是好的。

二十年后的反思

想起这些，是因为最近在做一场号称「空的集市」的「失业青年马拉松」，我们Dr. Gap实验室，想通过一个「空的集市」作为载体，邀请一群深圳的失业青年，来共创一个有意思的「集市」项目。在策划的过程中，我们几个朋友针对如何组织的流程爆发了很多争论，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过程，是在我提出用「罗伯特议事规则」，由来参与「马拉松」的失业青年们，选举出一个「集市执委会」之后。 对于这个规则，我们实验室的一位朋友，跟当年的我产生了一样的疑虑：即如果我们的民主规则，最后选择出来的人，是欺世盗名，只会讲大话，但无法实际落地执行的人。对于这个疑虑，我们几个人各抒己见，发表了各种看法，甚至我一度在质问这位年轻朋友，如果提出质疑，则必须提出解决方案，不然仅仅有质疑，事情并不会落定，反而会让我们卡在策划阶段踌躇不前。我的这个质问，得到了其他几个朋友的支持，更有较为看中效率的朋友，提到我们在这个活动策划中，更应看中「效率」。 于是，我的这位朋友，好像成为了当年的我，成为了那个民主实践中的少数派，孤立无援，但是坚持己见。

当时的讨论，后来我们并没有继续下去，我反而特别喜欢我们的讨论，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，我们每个人都表现出了某种程度上在民主中的样貌。 这些样貌也让我想到二十年前的我，和我周围的其他人。

说「不」，重要吗？ 阻止推选群众中的坏家伙，重要吗？ 和大多数人投不一样的反对票，重要吗？

这些结果，有的是好的结果，有的不一定是好的，但过程，表达真实想法的过程很重要，让每个人发声的过程也很重要。

这几年，我对于民主的认识有了很大变化，甚至经常念叨着「All for One，One for All」，但理解也许简单，民主更需要实践，才能知道，为什么我们需要他。